[39]革命领袖以生命终结的方式，实现了在宪法上向国家元首的过渡，从而也使得法理型国家元首制度的建构成为可能。

[49]应该说，国家主席获得外交权，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制之上，并最终坐实了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制。[20]胡弘弘采访：蒋碧昆教授回忆1954年宪法，载韩大元，见前注[14],页520。

从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起，毛泽东就开始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50]胡鞍钢曾对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做过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993年3月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第一次形成日后所谓的三位一体。第二，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行使发布权、任免权、派遣和召回权、批准权等，从理论上讲，决定一旦做出，国家主席必须履行后续职责，不能否定决议。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职权在其他宪法中的变革，简单统计如下： ┌───────┬─────┬────────┬────────┬───────┐ ││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 ││││││ ├───────┼─────┼────────┼────────┼───────┤ │提名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家主席│ ├───────┼─────┼────────┼────────┼───────┤ │发布权等虚职│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 ├───────┼─────┼────────┼────────┼───────┤ │统帅武装力量│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国家/党中央军│ │││席│席│委主席│ ├───────┼─────┼────────┼────────┼───────┤ │召开最高国务会│国家主席│无│无│无│ │议│││││ └───────┴─────┴────────┴────────┴───────┘ 八二宪法在国家领导体制上实行分权体制，不仅表现在宪法中人大、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工，还表现在党、政、军在人事安排上的分开，这也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强调的。

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13]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而非议会制，毛泽东在1948年有个说明：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取资产阶级议会制。[28]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机动式的衡量准则没有办法提供很明确的标准，也不存在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标准。

无论是防御功能与实现功能并重还是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从基本权利中抽绎出的客观价值决定，放射至所有法律领域进而成为立法者、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时所必须遵循的准绳。在我国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建国至今不同的宪法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依稀找到规范性文件审查基准发展的轨迹。其次，不适当的权威解释不一。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指导案例 6 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的理解与参照》,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5期。

但相较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又是较重的刑罚措施。[36]从刑事指导案例、行政指导案例与民事指导案例三大类别来看，刑事指导案例为3号、4号、11号、12号、13号、14号、27号与28号，共计8个。

[⑥] 乔晓阳、张春生：《选举法与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将上述三重审查标准与国家权力事项和基本权利事项结合，就可以得到人大监督指导案例的审查基准概貌。[48] 参见《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71条。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监督法、立法法的规定，继续做好备案审查工作，认真研究处理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有重点地开展主动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具体化过程中法律将监督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即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纳入监督标准之觳。[25]最小侵害要素，即要求在数个相同有效性的手段之中，必需选择限制程度较小者。【摘要】鉴于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属于监督法规定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以及实务操作中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范畴，人大监督监督指导案例也适用宪法、立法法与监督法等确立的人大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基准，但该基准中合法性标准简单化、合理性标准抽象化以及操作性标准漏洞化等阙失也如影随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既可以明确规定的违法原因撤销，也可以其他违法的不适当原因撤销，还可以违法以外的不适当即不合理的原因撤销。

[26]总的来说，必要性原则的判断是由相同有效性以及最小限制两者共同组成，相同有效性判断的是立法者对于手段的选择，即立法事实的判断，因此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与强烈内容审查这三个审查标准亦有所适用。就是说，这些规范性文件未必越权和违法，但从一般常理看，或脱离实际，或显失公平，有损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机关宗旨。

[12] 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建议的情况在报告中没有涉及。手段对基本权侵犯的强度。

立法者要求必须具备某些与人的特质、能力、技能有关条件才能从事某种职业（如要求担任律师须经考试及格）的主观许可条件层面，则趋于职业自由核心，限制已较前者为强。就职业活动的种类、方式、内容与范围等作规定（如限制广告）的单纯执业规定层面，这仅触及职业自由外围，限制因而最弱。[18] 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第87页。[⑩] 对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进行了研究处理。从宪法层面的比例原则出发，包括由严格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一般审查标准组成的三重审查标准、国家权力与基本权利事项以及审查标准与事项结合的概貌。基本权利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或价值标准——为国家公权力乃至于全体人类所应共同追求的目标。

法在限制基本权利时，也应受到基本权利的反制。[③] 参见李云霖：《人大监督权优效运行机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31]无论是法限制基本权利，还是基本权利反制，都与宪法原则中的比例原则紧密联系。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一种严格的法制统一机制，对其倚重是中国法制统一机制之于其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法制统一机制所独有的法律适用现象，对其建构和完善完全立足比较法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必须寻求根植于中国自身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实践和理论资源。

[22]积极面则是要求立法者所追求目的必须合于宪法规定，即立法者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所追求目的需与宪法所设定目的相同。截止2014年9月，最高法发布了7批总计31个指导案例。

综合该案情形，勉强能通过必要性的审查。[16]因此，无论是行政领域还是司法领域，均认为警察国家时代警察权力的行使惟有在必要时才能限制人民权利，这反映了法治国观念在国家领域的确立与扩张。因为有些明显逸脱常理的手段，在比例原则上却可能通过适合性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判断。这是三项标准中最为宽松的一种，是指人大在进行审查时，只有明白地确认措施不适合时才能加以否认。

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再次，审查结果难以预知。

1982年宪法规定了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分别体现在第62、67、89、99、104、108条中的不抵触或不适当等用词上，监督对象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各级行政机关。2.三个审查基准在不同领域中针对不同情形适用。

有无对于干预手段采取缓和措施以及干预措施所触及的是基本权保护领域的核心或者外围。法律的制定不仅需具备法律的形式，而且也要具备符合正义的实质内容催生了实质法治国思想。

在刑罚种类中，该情形选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相较于死刑立即执行，是一个较轻的刑罚措施。对于制裁性规范的监督，应依据最后手段原则、罪罚相当原则以及一般预防目的及所保护法益的重要性，检验刑罚手段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以及刑罚种类与刑罚高度的适当性。人大监督指导案例自然会涉及到审查基准，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以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产生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适用指导案例进行监督时所秉持的标准。实质法治国提升了法治质量促使人们思考基本权利实现的程度。

[19] 参见陈新民：《中华民国宪法释论》，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174页。在借鉴作为宪法原则的比例原则内涵的三重审查基准的基础上，人大监督指导案例应建立二领域三阶层的审查基准从而更好地适应成文法、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并行时代的法制统一。

人大监督指导案例的三重审查标准是指严格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和一般审查标准。[42] H.J.Wollf,Otto Bachof, R.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Ⅱ，5.Aufl., 1987，§115 Rn. 8ff.; G.Kuscko-Stadlmayer, Das Disziplinarrecht, 1985, S.4. [43]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以下。

再次，比例性方面，经审查发现案件纠纷已经解决，当事人申请撤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依法作出对抗诉案终结审查的裁定。具体来说，若涉及对人民基本权利干预，如税收增加规定的填补，应适用较严格审查标准。